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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小慶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
一、致良知的理論學術價值
1、朱子理學中"天理"的內涵
理學發端于北宋，經周敦頤、二程，朱熹最終建立起整套理學體系。在朱熹那里，理也叫"太極"，"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朱子語類》卷一）"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是"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則。""所以然"即是決定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的內在本質或規律，是"物理"，"事理"；"所當然"則是規范人的活動的各種準則（主要是道德準則），是"性理"。理是超時空的實體，是"形而上者"，構成生物之本：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氣，然后有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答黃道夫》，《晦庵集》卷五十八）理氣關系就是形上、行下，道器，形式因、質料因的關系，人與天地萬物是是由理和氣構成的，理是氣之所以然的本體依據，人物之生，稟理為性，稟氣為形，氣之清濁各有不同，才造成有賢有愚。普遍的、外在的天理賦予人為人性，賦予物為物性，構成人和物的本質，同一的本體即天理之所以然表現在不同的現象中就是性理之當然，物理之實然，事理之必然，這就是理一分殊，"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是一已，及散在江湖，不可謂月已分也。"天理是總規律，萬事萬物各自的特殊規律雖然千千萬萬卻都是物理事理，但都是從天理那里來的，是天理在具體事物中的表現，而性理之當然終極化為天理之所以然，于是物理之實然，事理之必然都轉化為性理之當然，將至善賦予萬事萬物，成為宇宙的普遍原則，把宇宙萬物都鍍上了道德的光芒，因此要求理，把握形而上之天理，就要格物致"知"，朱熹解釋格物致知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認為人要體認天理，必須接觸萬事萬物，去體認蘊涵于萬事萬物之上之物理事理，即向外窮理以求得知識，追求性理也就是天理。這也是朱熹的知行觀和工夫論。見《大學章句》中的補傳：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在這里，由于人心之知有未盡處，人心所稟受的天理尚沒有完全為人所認識，所以需要"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朱熹通過格物的方法認識事物之中蘊含的天理，這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一脈相承的，朱熹以儒家正統自居，固然追求道德倫理上的提高與超越，這是千百年來儒家矢志不渝追求的優良傳統和最終目的，朱子認為《大學》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其實也就是性理之所以然，通過學習達到變化"氣質"的目的。他強調學習的重要性，認為人的道德水平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增進，由道問學到尊德性。
2、"理"的外在制約性不能解決內在道德性的意愿要求
在朱子體系中，理同時又是當然之則，具有外在的性質特點：說是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只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才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與自家只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理實際上作為超驗的主宰而支配著主體的行為，表現為異己的、外在的規范，具有自不容己的特點："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事實上朱熹在這里把自律和他律混淆在一起，世界被二重化了，一面是形而上的性理世界"則只是一個凈潔空闊的世界，無行跡"，一面是依存于理的物質世界，但由于理的先天超驗性，朱熹不能把這二者統一起來。因為對萬事萬物的具體的物理的探究終究不能必然導致認識主體的內心心靈的升華，外在的道德律令只有和主體的內在意愿結合起來，才能自覺地轉化為有效的行為規范。而每個人所受稟賦的氣因有清濁之分，故有賢愚之別，并非人人都是圣賢君子，即便是格盡天下之物理，又如何能自覺達到儒家所追求的修身，提高道德境界，成圣成賢？從事物理研究的知識論的工夫進路無法導致必然的道德性理的實現，這就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道問學"何以必然導致"尊德性"？在王陽明看來，朱子訓格物致知為即物窮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朱子語類》卷十五）欲以格天下之物而達誠自家意的目的，顯然是徒勞的。"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其格的后果只會析心與理為二，使主觀之心與客觀之理不能成為一體。朱子以理為高高在上的本體，作為認識主體和行為主體的人只能通過探究萬事萬物之理來達到對絕對的天理體認，將天理置身于作為認識主體的心之外，這就導致格物方法和成圣目的的背離和緊張，削弱了知識論的道德實踐功能，不可避免地在朱子學內部造成知識探求和道德實踐的緊張和分立。這就成為朱子理學體系的硬傷，受到其后心學一派的質疑和批評。
1、朱子理學的歷史弊端
明王朝開國伊始就將百年前同為朱姓本家的朱熹的學說作為主流思想學說，朱子理學受到統治階級的大力尊崇和宣揚。洪武三年正式建立科舉制度，規定以八股文取士，專取四書五經命題，其中四書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依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使用武力奪去了他侄兒建文帝朱允?的皇位，但是在提倡朱子學方面也是不落人后。永樂年間，狀元出身的胡廣等人奉御旨編訂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禮部刊賜天下，規定科舉考試以《大全》為準繩，這三部大全實際上是以朱子學為標準所做的經傳、集注的匯編，其目的是統一思想，"合眾途于一軌，會萬理于一原。"舉子士人只有背誦和固守朱學教條才能躋身仕途，一般士人都被科舉弄得神魂顛倒，拘泥于師訓和繁瑣的注疏，思想僵化，無才無能，為功名利祿喪失常心和人品；讀圣賢之書，不是為了正其心誠其意，學習實踐圣人之道，而是為了作時文，為了應付場屋考試，嘴里說的是孔孟之言，做的卻是利己之行。朱子學和功名利祿掛上了鉤，這就使得朱子學逐漸僵化、支離化，喪失了內在的精神活力，變成了和修身養性無關的東西，甚至淪為爭名逐利的工具。士大夫"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傳習錄》中）皇帝昏聵，數年不朝；朝堂之上，奸佞當道，良善遭惡；市井之中，爭名逐利，世風日下。明朝正德嘉靖年間，封建社會危機四伏：土地兼并嚴重導致流民增加，農民起義頻繁發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成為沖擊封建經濟的新的因素；封建統治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宦官專權，藩王起兵爭奪皇位，封建倫理綱常受到不斷沖擊和破壞。#p#分頁標題#e#
明代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加強統治，在思想領域"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高攀龍傳》，《東林列傳》卷二）而被奉為正統的朱子學說卻已經失去了生命力，日益支離化和功利化，導致學用脫離，言行不一。"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讀書人不是以尊德性為本體，以道問學為功夫，知行相顧，成為圣賢，而是琢磨著八股文的章法，尋思如何通過考試做官發財。而那些貪官奸臣大多是開口必稱孔孟程朱、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讀書人，十年寒窗的理學熏陶并沒有使其成為圣賢君子，反而使其更為虛偽，奢靡。"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賞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于圣賢之學，（《書林司訓卷》，《全集》卷八）大多高級知識分子忘記了儒家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不但不能擔當起矯治社會弊病的重任，反而自覺成了敗壞社會的幫兇。朝廷御用的朱子學，成了世人釣名射利的工具，"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答顧東橋書》，《傳習錄》（中）《王文成公全書》卷二），聞見之知的增加伴隨的并不是倫理道德，修養境界的水漲船高，而這與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產生了嚴重的背離，這就強烈呼喚一種新的學術理論來拯救時弊，達到澄清心靈、拯救社會風氣的作用。
王陽明作為信奉儒家的知識分子，自幼接受孔孟之道的說教，當然繼承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價值取向，時時不忘兼濟天下，革除時弊。他一生經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對社會危機，深感于"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痿"，已到了"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所以決心要尋求一種能使天下事勢"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為當時讀書人沉溺于理學，只作為餌名釣譽之階，無補于社稷安危："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難。。。。。。圣人之學遂廢。（"《別湛甘泉序》，《王文成全書》卷七）在他經歷了遍讀群經和仕途沉浮的各種經歷之后終于建立起了一整套心學理論，提出了"致良知"說，強調"發明本心"，向內心深處找回被物欲蒙蔽的天理良知，把外在的社會道德規范轉化為人的自覺的意識和行為，這是王陽明在繼承陸九淵"心即理"思想和改造朱熹的格物說的基礎上形成的新的學說，開啟了新的學術風氣。
2、致良知說的當代現實意義
當代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的特征日益凸現，物質世界的豐裕，現實利益的誘惑，使世人往往沉溺于對外在物質利益的不擇手段的追求之中而樂此不疲?？膳碌氖窃谖镔|的大海之中隨波逐流的結果卻往往是迷失了通往彼岸的正確航向，功名利祿的獲取并沒有帶來靈魂上的多少滿足和安慰，人們常常在獲得了外在的權力地位和財富之后發現伴隨而來的不是預期的滿足感和充實感，卻是心靈世界的空虛茫然與無所寄托。我們應該怎樣的活著，怎樣的追求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這是當今社會人們普遍存在的一個精神層面的問題。當代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歸根到底是精神信仰的危機，不甘沉淪的人遍尋諸子百家的種種理論研究，尋找精神上的靈丹妙藥來對癥下藥，拯救時弊。其實早在幾百年前的陽明先生在遍尋群經和經歷了人生的坎坷起伏之后，提出了所謂的"真圣門正眼法藏"、"圣人教人第一義"的"致良知"說，已經開出了醫治社會弊病的藥方，正如他在《答聶文蔚》（《傳習錄》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50頁，2000年12月第一版）中自己所說"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于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就是讓被物欲所遮蔽的良知本心恢復本來狀態，當然我們首先承認的是人性本善這一前提，這也是社會弊病可以治療的邏輯前提，社會是由人組成的，只有從人、人心上下藥診治，社會病癥才能標本兼治。讓良知（心）自現，拂去蒙在赤誠心靈上的物欲塵埃，如同讓烏云散去現出燦爛太陽。只有從靈魂深處找到赤誠的良知，恢復本然的狀態，人類和社會才能解決現實中的種種問題，不會迷失在現實的物欲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才能真正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