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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庭湖區是我國血吸蟲病流行最為嚴重的地區,從建國初至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30年的努力，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此后10余年間疫情出現了明顯的反彈，釘螺面積急劇增加，血吸蟲病病人數量尤其是急性血吸蟲病發病人數和晚期病人增多，死亡人數亦有增加,流行區域擴大。導致這一時期血吸蟲病疫情在湖南明顯反彈的原因主要如下。 一釘螺孽生環境的復雜和生態環境的改變 血吸蟲病流行的湖南疫區各縣市地形復雜，水網眾多，洲灘遍布，釘螺孽生的環境極其復雜。導致釘螺擴散原因較多，除打湖草、捕撈魚蝦、附著于船只等交通工具隨之遷移外，還有通過引用疫區水源造成釘螺隨水流擴散等。1979年，安鄉縣安福公社一段低洼的丁字溝渠內發現釘螺，經調查是因以往年年通過渠道用虹吸管引用10多里遠的垸外疫水抗旱,釘螺隨浪渣擴散到此①。 同時，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疫區各縣市的生態環境經常發生改變，形成適合釘螺孽生的環境，再加上釘螺繁殖能力較強，以及傳染源的廣泛存在等其他因素的影響，致使這些疫區新感染、重復感染與急性感染病人時有發生，疫情出現回升。澧縣夢溪公社外洲鱔魚壩原為非疫區，1978年從七里湖疫區引栽蘆根把釘螺帶入，到1980年逐漸發展成為有螺洲蘆葦洲，轉化為新疫區。安鄉縣安豐公社興保大隊外洲，1974年是少量草洲，僅有釘螺面積432畝，釘螺密度每平方尺0.6只。1975年后逐漸栽種雞婆柳，面積達2266畝，全部成為釘螺孽生地，1979年查螺每平方尺平均達49只，陽性釘螺占1.2%。這個大隊的病人也隨之增加，以學生為例，1979年以前的幾年檢查學生521人感染者僅19人，占3.6%，1979年檢查502人，病人達58人，感染率增加到11.5%②。 洞庭湖地區環境的復雜和生態環境的改變，給血防工作中查滅螺、查治病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使血吸蟲病疫情呈現出不斷反復的狀態。安鄉縣安凝鄉億中村與湖洲僅一堤之隔，垸內外均有釘螺，1983年發生成批感染急性血吸蟲病病人71人，1984年仍發生急性感染47人。雖每年滅螺兩次，普查普治一遍病人，1985年仍有2例急性病人，上半年對易感地帶實施滅螺后，下半年考核，釘螺陽性率仍高達27.02%。南縣三岔河鄉聯興外洲在1984年前一直無釘螺孽生，隨著洲土的淤積與植被的形成，1984年發現有螺面積792畝，每平方尺平均密度1.07只，陽性螺占2.56%，緊鄰有螺外洲堤邊的兩個村，1985年7月便發生急性感染20人③。 二洪澇災害的頻繁爆發 湖南是一個自然災害特別是洪澇災害頻繁爆發的地區。這一時期洪水多次泛濫，是血吸蟲病回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方面，洪澇災害的頻繁爆發，造成了釘螺大面積擴散。洪澇災害爆發時，經常造成潰垸，而垸外往往釘螺密布。一旦潰垸，釘螺則隨波逐流向垸內擴散，導致釘螺面積增加，形成新的螺點。據相關資料統計（見表1），1980～1991年11年間，除1985、1987、1989、1990年沒有因潰垸而增加釘螺面積外，其他年份都或多或少因潰垸而造成釘螺面積增加，其中1980、1989年兩年增加的面積最多，分別是46501、32341畝。表1顯示，1980、1981、1982、1986、1988、1991年都有因潰垸而造成釘螺的新擴散。如七里湖農場六大隊原已基本無螺，1980年潰垸后于10月中旬查螺，在主溝旁的墾基上查螺491框（1框即1平方尺），其中291框有螺，獲活螺1232只，平均每框2.5只②。 另一方面，洪澇災害的頻繁爆發，造成群眾成批感染血吸蟲病，特別是急性血吸蟲病。洪澇災害爆發前后，參與抗洪搶險的人員頻繁接觸疫水而感染血吸蟲病。1979年，湘陰縣橫嶺湖圍墾滅螺蓄洪區汛期潰垸漫水，在該墾區從事生產的金龍公社聯新大隊（原屬非疫區）有9個勞動力下水拆棚，全部感染急性血吸蟲?、佟?980年，澧縣因水災嚴重，造成潰垸26處，血吸蟲病疫情也隨之加重，特別是急性血吸蟲病驟然增加，水災期間共發病82人，相當于全縣1979年元月至10月急性病人的16倍。87%以上的病人集中在七里湖農場的第七大隊。第七大隊共計人口1176人，潰垸前于3月份查病948人，陽性29人，陽性率3.05%，潰垸后于9月下旬查病906人，陽性132人，陽性率增到14.5%②。 三經濟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和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強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第二、三產業迅速發展，經濟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城鄉人口流動大大加強，一方面有利于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但另一方面釘螺隨各種不同的載體遷徙擴散，形成新的有螺區，促使血吸蟲病的傳播擴散。 為了提高產魚量和解決飼料不足問題，湘陰縣東湖漁場80年代初開始收購湖草喂魚。1982年漁場實行了承包責任制，各作業組競相收購湖草，全場收購湖草的數量比往年大大增加。據統計，1982年僅3月9日至4月9日全場共購進湖草40多萬斤?？h血防辦派人前往調查，結果在堆集轉運湖草的碼頭和投放的魚池發現了釘螺。通過進一步調查，發現東湖漁場因收購湖草擴散的釘螺面積達到950平方米④。1989年華容河發現釘螺，究其原因是由于1980年六門閘船閘建成后，每年有約45萬噸船只由洞庭湖直接駛入內河，附著在船壁的釘螺被帶入河道，在適宜環境中生存繁殖，形成新的有螺點⑤。1985年，臨湘縣在遠離疫區的縣城造紙廠蘆葦貯放場新查出擴散性釘螺面積32畝⑥。擴散的釘螺繁衍發展，最終形成新的疫區。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必然促使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強，每年進入疫區活動的流動人口迅速增加，活動范圍越來越廣，活動方式亦更加復雜化、分散化，特別是來自非疫區或基本消滅疫情區的人員，既缺乏防護知識，又屬易感人群，更易感染。汨羅縣楚塘、白塘兩個鄉已基本消滅血吸蟲病十余年，1985年11月份部分群眾到屈原農場鳳凰山外捕魚，23人發生急性血吸蟲?、?。據益陽縣千家洲鄉新華等兩個村2400人的初步調查，經常在洞庭湖從事捕撈等生產作業的有480人，占總數的20%。1985年8月，沅江縣稻香村和南縣聯興村，一次就發生急性血吸蟲病52人⑦。1988年，益陽縣白石塘鄉發現新疫區，經調查乃因個別居民自百里外萬子湖疫區撈鯉魚卵草繁殖魚苗，帶入釘螺衍生繁殖所致⑧。疫區流動人口的不斷增多，使人們接觸疫水機會不斷增加，從而導致血吸蟲病患者增多，疫情出現回升。#p#分頁標題#e# 四“三禁”工作遭挑戰“，違禁”現象嚴重 “三禁”指禁止到洞庭湖疫區捕魚、放牧、打割湖草。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家庭副業的發展，加之少數地區基層負責人對“三禁”工作認識不足，措施不力，“三禁”工作面臨新挑戰，違禁現象十分嚴重。1982年，湘陰縣的洞庭、浩河兩個區，每天出動打草船只，往返穿梭，絡繹不絕。洞庭區的5個公社除楊林寨公社外，其他4個公社從3月中旬就開始違禁下湖，區委的主要負責同志把責任推到基層干部認識不足、指導思想不明確和建立責任制度后勞力分散、不好管理兩個方面。華容縣集成公社出動勞力到監利縣汴河公社的長江外洲打草，從3月25日至29日由幾十人增到近300人⑨。 違禁現象的嚴重發生，造成釘螺的大面積擴散。自1981年開始，沅江縣疫區下湖打草積肥和捕魚的群眾越來越多，違禁現象日益嚴重。據統計，當年全縣打湖草的公社21個，大隊135個，生產隊723個，下湖人數5692人，打回湖草324083擔，擴散釘螺795處，垸內釘螺面積由1980年141畝擴大到1995畝。其中打草最多的南大區出動勞力3500人，打回湖草24萬多擔，共擴散釘螺563處，垸內有螺面積劇增到1055畝⑩。1982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君山農場先后有7個分場、3個場直單位的32個生產隊，共1200多人下湖捕撈魚蝦，估計全場共撈回鮮蝦一萬多斤。由于捕魚撈蝦大多在有螺水域進行，撈起的蝦中夾帶有大量釘螺，其中在五分場四隊一職工家檢查1斤蝦，發現釘螺512只（重約半兩）。在七分場六隊一職工家檢查1斤蝦，發現釘螺2800只。蝦夾帶大量釘螺，在轉運、清洗、篩選等過程中，造成了釘螺大量擴散。對32個下湖撈蝦生產隊進行螺情調查，結果在12個生產隊范圍內發現了釘螺，擴散螺點19處，面積150多畝輯訛輥。 嚴重“違禁”現象的產生，造成人們成批感染血吸蟲病，導致急性血吸蟲病的發生。據相關資料統計，1979～1991年間，湖南全省發生的急性血吸蟲病患者，除部分是因在生產和防汛等活動中不注意防護而感染外，絕大部分是因違反“三禁”或“四禁”（禁戲水）而感染的。由表1可知，在歷年急性血吸蟲病患者的感染方式中，捕魚蝦、放牧、打割湖草、戲水是主要方式，其他則是次要的。以1981、1988、1989年3年為例，1988年共發生急性血吸蟲病患者1677人，因違反“四禁”而感染的人數占全年急性發病總人數的65.06%，其中因戲水感染達24.45%；1989年發生急性血吸蟲病病人2259人，其中因違反“四禁”而感染急性血吸蟲病的人數占全年急性發病人數的77.64%，其中因戲水感染的達56.75%；1981年急性血吸蟲病病人355人，是發病人數最少的一年，因違反“四禁”而感染的人數占急性發病總人數的91.27%，其中因戲水感染的達31.55%。 1981年，沅江縣南大區民利大隊是當年該區違禁打湖草最多的大隊，該隊1980年以前普查血吸蟲病，陽性率在10%左右，1981年陽性率上升到36.5%；新剅大隊1979年以前陽性率在12%左右，1981年上升到31.33%⑩。1980年，湘陰縣18個公社，98個大隊，573個小隊，分569批，共計3493人下湖打草達5756噸，1至9月的24例急性感染病人中有20人因打湖草而感染，占83.3%②。類似因“違禁”而感染血吸蟲病的材料比比皆是，就不再一一列舉。由此可知，違禁情況的發生是導致湖南血吸蟲病特別是急性血吸蟲病回升的重要原因。 五血防經費投入減少 防治經費分為專業人員的人頭經費和防治業務（含設備購置維修與基本建設）經費，其中前者主要是由地、縣衛生局按上年實有人數，與其他衛生人員按同一標準分別撥給同級血防辦公室，后者由省衛生廳、省委血防辦公室聯合下達地縣衛生局、血防辦，由血防辦公室安排使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優先發展經濟成為各級政府的共識，因此，一方面各級政府都極其重視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不斷加大對經濟建設的投入；另一方面卻出現了忽視血吸蟲病的傾向，防治血吸蟲病的投入有所減少，造成經費緊張，影響防治工作。下面以益陽地區在1980～1984年期間上級下撥業務經費情況(見表2)為例來予以說明。 1980年后的4年除1981年經費有較大幅度增長外，其他3年都是逐年遞減。一方面是血防資金投入減少，另一方面由于新的防治藥物的使用和物價不斷上漲，以及生產體制的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防治經費的開支卻在不斷增加。原來使用吐酒石等藥物治療，1983年開始使用“8840”，人均藥費增加到8元，滅螺用的五氯酚鈉每畝平均需20元左右；由于輸血價格的提高，搶救晚期病人大吐血所需的費用由過去人均300～500元，1983年增加到人均2000元輲訛輥；在查病治病、查螺滅螺方面，原來生產隊派衛生員參加查病治病、查螺滅螺等，都由生產隊（或大隊）記工，抵消上級指派的義務工。生產責任制建立后，生產隊不再記工分，工作人員要由血防部門支付工資或生活費。 上級部門撥發血防經費，只撥給血防工作中的業務經費，而血防人員的人頭經費往往沒有落實；從蘆葦收入中按比例提取血防經費和血防義務用工款大部分沒有兌現，導致人頭經費全部從業務經費支付，出現人頭費擠占防治經費的現象。如1983年益陽地區全區共有集體制血防人員150人，這些人員的人頭經費上級未曾撥給，全部從業務經費中支付輲訛輥。每年下撥的業務經費原本就十分有限，現在又被大量擠占，導致血防部門在開展工作過程中，不是根據實際需要確定任務，而是按照資金情況安排任務，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有的地方一年的防治經費僅兩三個月就悉數用罄，致使下一階段血防工作無法開展，出現了釘螺該滅未滅，病人應治未治的現象。如沅江縣因資金缺乏，晚期病人的治療也受到經費的限制，每名晚期腹水型的病人治療經費只有200元，切脾的才400元，血防醫院無法墊付，用完定額經費后只得中斷治療。1986年5月以后縣血防院就曾動員6個晚期病人中斷治療出院輳訛輥。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血防站為了解決資金困難，居然把國家撥給用于滅螺的藥物出賣給個人用于毒魚等他用輴訛輥，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p#分頁標題#e# 六防護工作與血防宣傳教育的放松 經過幾十年不懈的努力，湖南血吸蟲病流行疫區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釘螺分布重點向垸外推移，大批晚期病人得到救治，死亡現象比較少見。20世紀80年代以后，某些基層干部認為瘟神早已送走，對血防工作不夠重視；對上級有關血防工作的指示、政策貫徹執行不力；沒有采取有力的防治措施，易感地帶的滅螺工作沒有認真開展；忽視了宣傳教育工作，對血防工作缺乏足夠的了解和思想準備。疫區群眾普遍解除了對血吸蟲病的恐懼心理，在生產和生活中放松了對血吸蟲病的警惕，經常接觸疫水而感染血吸蟲病，導致疫情回升。如1983年后，安鄉縣防護工作有所放松，急性血吸蟲病發病率迅速回升，1983年發病124人，1988年達到282人輵訛輥。1980年，屈原農場共發生急性血吸蟲病感染137人，患者主要是學生。該場臨堤的第八中學上半年共有學生321名，由于忽視了血防知識宣傳和組織紀律工作，致使128人接觸疫水，僅8月份就急性發病31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9.65%。而安鄉縣安豐公社由于注意和抓好了對青少年的防護宣傳及組織紀律工作，沿堤的7所大隊學校2678名學生，1980年元月至10月僅發生急性病人6人，占學生總數的0.22%①。1982年，岳陽全區急性發病555人，是1970年以來急性發病人數最多的一年。原因在于少數地方的領導對血防工作不重視，沒有采取有力的防治措施，以及忽視血防宣傳教育，致使部分群眾下湖打草、捕魚撈蝦、游泳玩水造成感染輶訛輥。1985年，沅江縣草尾鄉發現外洲螺情回升后，由于血防宣傳不到位，血防人員去滅螺，當地群眾不支持。同年，澧縣官垸鄉出現垸內釘螺回升與發生急性感染，當地領導對血防缺乏足夠的重視，鄉政府分管血防工作的一位負責同志對血防人員不予安排接待，叫血防人員自己去辦伙食，自帶床鋪③。 七血防隊伍動蕩，人員情緒不安 血防工作有著自身的特點：工作難度大，任務重，生活艱苦，業務比較單純；工作人員成年累月在基層工作，吃千家飯，睡百家床，鉆蘆蕩，涉湖水，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常與糞便、釘螺及有毒藥物打交道；工作人員成年者找對象難，有子女者升學就業難，年老者住房安置難。隨著改革在血防部門的推行，多數人借搞綜合醫療之機，紛紛脫離血防工作，導致人才不斷流失。一些業務骨干為了晉升定級和提高醫術，想方設法調到衛生系統其他部門。如到1985年為止，從血防戰線調離的業務骨干僅澧縣就有27人，漢壽23人。有的人為了調離血防部門，表示可以放棄領導職務。如漢壽縣各血防站共有22名正副站長，有11人提出只要調離血防部門寧愿不任職③。 人才的不斷流失，造成了血防專業人員的匱乏，不得不招收一批青年職工。但這些新招收的血防人員一般文化水平和業務水平都較低，很難適應工作的需要，從而形成了血防編制增加，但血防人員整體素質卻下降的情況。1983年，沅江縣赤山區血防院幾個青年醫務人員到重點疫區葵花村去搞糞檢，檢查500多人，僅驗出血吸蟲病1人，連這1個還不能作結論輳訛輥。同時，因血防人員不安心工作，出現了工作馬虎、醫療質量下降的情況。沅江縣1981年因血防隊伍的動蕩，查病率普遍偏低。泗湖山全區30個大隊應檢36731人，實檢20315人，受檢率只占55.3%。醫療質量方面的問題也出現不少，最為普遍的現象是病歷書寫不規范，內容簡單，不符合要求。有6個血防院還是采用的表格式病歷⑩。此外，還出現血防力量的分配不合理的現象。如1986年，沅江縣共有300多個血防醫務人員，其中縣血防院安排了100多個輳訛輥。一線人員向上一級單位聚集，形成血防隊伍人員增加，而一線工作人員反而減少的非正?，F象。大量防治任務是在基層，出現這種頭重腳輕的局面，不利于把血防工作落到實處。值得欣慰的是，這種情況在90年代以后隨著血防部門改革的深化得到了有效遏制。
